历史上的陕西商帮
众所周知,历史上的晋商、徽商、浙商、闽商名满天下。其实陕西人也拥有悠久的经商传统。两千多年前,长安就与今天的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甘肃、青海等地有一定的商业联系。在秦帝国,关中出现了一大批商人,其中不乏大贾富豪。汉唐之时,同许多国家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,长安工商业繁荣,商贾云集,八方辐凑,一派繁华景象。
然而,陕西人的重商传统并非天性使然。明清时期兴起的陕西商帮,完全是历史赐予的一个机遇。陕西商帮的崛起是伴随着晋商的崛起应运而生的。陕西商帮即将形成时,历史就注定它只能成为山西商帮的一个小兄弟。历史垂青于山西商人,同时也眷顾于陕西商人,二者有着相似的境遇。
明王朝建立以后,为了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的南犯,在东起山海关、西至嘉峪关的崇山峻岭间沿长城一线设置了九个边防重镇,即所谓的“九边重镇”,驻扎近80万大军,无形当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消费带。九边驻军的粮饷如果仅靠政府解决,在交通上主要靠驴拉肩扛的年代,长途调运粮食和生活用品,是很不现实的。于是明政府以出让食盐的销售权为代价,也就是所谓“召商输粮而与之盐”的开中法,鼓励商人将内地生产的粮草、棉花、布匹等商品运往边关重镇。明初的“开中法”是政府依赖商人运送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的政策。当时食盐是官方的专卖品,商人替政府运送军需物资到指定地区,换取政府发出的盐引,再到盐场换取生活必需的食盐来销售,可以获得厚利。“开中法”助长了中国著名的商帮——晋商的崛起。
明朝的“九边重镇”当中,有两个靠近山西:大同和太原(又称三关镇、太原镇、偏关镇);有四个靠近陕西;延绥(榆林)、宁夏、固原和甘肃。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优势从而迅速崛起。
陕西商人利用关中物产之丰,克勤兴业,以粮货贸易为主,逐步形成了一支有名的“粮货大军”。在输粮于边的过程中,为了节省运费,陕西商人想出了三种办法:一是“商屯”,即在边地召民开荒,将收获的粮食就地交纳军仓换取仓钞;二是就地购买粮食交纳军仓;三是从内地输入,这种方式一般都是大规模进行,只有巨商大贾才能办到。陕西商人通过商屯、买粮、内运这三种办法获得粮食,交纳军仓换取仓钞,然后在赴指定的都转运盐使司换取盐引,从而赚取巨额利润,不少商人因此“赀数钜大”,成为实力雄厚的“边商”。
嘉靖、隆庆年间,陕西富平商人李朝观从关中运粮“数千万石”到延绥柳树涧,“供安定、定边、安塞军数万人”。其规模之大,可见一斑。还有泾阳商人刘文明,以“盐荚贾塞上广陵间”;张巍“代父为贾……用盐荚便输粟塞下”。
在贩运经营的过程中,边镇商人分化为行商、坐贾两部分。行商除在本地区经商外,多长途贩运至其它边镇。边地军民贸易受战事影响很大,是一种特殊时期的贸易。正是在这种贸易中,边商积累了雄厚的资本。
盐商也分化为边商和内商。边商专纳米、豆、草束,依靠贸易盐引谋利。内商则坐场掣盐,进行交易或转售他人。由于内商处在支配盐的运销地位,获利多,资本增值快。所以,山西、陕西、徽州等地的大盐商,纷纷寓籍淮安、扬州。
在明代商界中,晋商与徽商可以说不分伯仲。然而,徽商集全力抢占两淮、两浙盐业,山西商人感到力绌,因此便联络风俗习惯与之相近的陕西商人,共同对抗徽商及其他商帮。
秦晋两省,一河之隔,自然地理、语言民俗等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,在历史上两地交往密切,因此,两地商人在外经商活动中结为同盟,与其他地方的商帮势力竞争。他们在许多城市修建山陕会馆,为此,人们通常把陕西和山西的商人统称为“西商”或“山陕商人”。
山陕商人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,当时全国产盐最多的两淮、两浙两个都转运盐使司,每年所办大盐引占全国发行总盐引的二分之一。西商在边关贸易中得到大量仓钞,继而换取大量的盐引,然后再从事盐业贸易,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,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商帮群体。
历史垂青于山陕商人,使之获得吃“独食”的极好机会。可惜好景不长,明中叶以后,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,商人在边疆屯田纳粮换取盐引的开中制度,渐被纳银的折色制度所代替。这一改革,使徽商等“内商”可以在扬州等地直接纳银换取盐引,再也不必需要运送军需物品到边疆换取仓钞,结果使“边商”手中的大量“积粟无用”。从此,西商在江、浙地区失去了对盐业的控制权,代之而起的是徽商对这一地区盐业的垄断。
进入17世纪,即万历后期,“秦晋间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”。山西商人慢慢地开始撤离扬州。陕西边商见扬州无利可图,也不来了,加上他们的“后院起火”,被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弄得大伤元气,只能苟延残喘了。留在扬州的陕西盐商,在南明与满清的拉锯战中,已被整得荡然无存。
扬州受挫,西商的势力受到了削弱,他们内部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,陕西、山西商人开始分化。盐商们分别到其它地方发展自己的势力去了,山西盐商在长芦和河东盐区取得了控制权,而陕西盐商则在四川地区取得了井盐的控制权。
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,终于走出了山西商人笼罩下的阴影,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。隆庆和议后,有许多陕西边商,挟资投入新兴的民族贸易市场,成了和平互市贸易的中坚力量,为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利之所在,天下趋之。明清时期崛起的陕西商帮,为追逐商利,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。无论是在东海之滨,还是在青藏高原;无论是南粤大地,还是大漠塞外;无论是在中原腹地,还是在边陲小镇;无论是在繁华都市,还是在穷乡僻壤;都留下了陕西商人创业的足迹。
清代地理学家刘献廷在《广阳杂记》中说:“天下有四聚:北则京师,南则佛山,东则苏州,西则汉口。”这些都是陕西商人聚集的地方。更有扬州、杭州、祁州、亳州、禹州、泸州、兰州,甚至云南省迪庆的中甸县(香格里拉),西藏的昌都,新疆的伊犁、玛纳斯、阿克苏等等,无处不是陕商们的逐利之地。
明末清初之际,广东的佛山镇,江西的景德镇,湖北的汉口镇,河南的朱仙镇,商业繁兴,史称“天下四大镇”。佛山汉口名列“四聚”,其他两镇同样也是陕西商人凑热闹的地方。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哪里有商利,哪里就有陕西商人。遍布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、西秦会馆、山陕会馆或者关帝庙,都是陕西商人“趋利于天下”的有力证明。
会馆是由流寓的同乡所建立的专供联络乡情、调解商业纠纷、祭祀和举行庆典的场所。中国最早的会馆在明嘉靖年间已出现。由于秦晋两省毗邻,秦商和晋商为了共同的利益,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联手开拓外地市场,这样,他们在全国许多城镇建造了无数的“山陕会馆”。
清康熙三年,山西、陕西两省商人,联合在湖南长沙建造了山陕会馆;康熙二十二年,在九省通衢的汉口建造了山陕会馆;乾隆年间在广东佛山也建造了山陕会馆。
光绪初年,山陕商人在青海商界站稳了脚跟,形成了颇有名气的山陕商帮。为克服青海地区交通不便、信息闭塞等困难,以及为内部团结、扩大本帮的业务经营范围,防止在与其它地方商人的竞争中被削弱,他们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相互联系的纽带。光绪十四年,青海的山陕商人自筹资金,在当时的西宁府东门外东关路北创建了山陕会馆,七年后在地方战乱中被焚毁。光绪二十六年,山陕商人再次筹集资金,买得西宁府城内后街原茶号地址,重建山陕会馆。此后,西宁山陕会馆还在青海东部大通、湟源、贵德等县修建了分会馆。
随着岁月更替,许多山陕会馆早已湮没,但仍有一些会馆保存完好,成为当地具有鲜明特色的名胜古迹。20世纪80年代,有学者曾进行调查,仅河南一省就有山陕会馆60余座。从地方志中可以看到,清代以后,在河南地区经营盐、布、棉花、油、典当等行业的,差不多都是陕西商人。历史上中国十大商帮中,秦商占有一席之地。说起来,大唐西市称得上陕西长安贡献给世界商业文明的一座高峰。
当今西安已成为国家中心城市。最近“西安都市圈”由国家发改委获批,这是继南京、福州、成都、长株潭之后,中国第5个国家意义上的都市圈,也是大西北发展新的起点。人间四月天,这个佳音对于西安周边的几个兄弟城市来说,也算是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,也是新一代秦人、秦商继往开来跨越百年开启新征程的高光时刻。
作者简介:段遥亭,陕西白水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陕西作家协会会员,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中国民族报》《文学报》《西部》《西南军事文学》《青海湖》《延河》《草原》《诗潮》《四川文学》等百余家报刊。散文集《野马天山》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,出版作品集《有水曰白》、诗集《马背上的光阴》多部。作品被《读者》等转载,入选《中国西部散文精选》《散文百家十年精选》《长安风诗歌十人选》多种选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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