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早期的“书商”

地处浙江西部金衢盆地的龙游，被称为古代浙商的发源地。素有“东南孔道，八省通衢”之美誉。明清时期，崛起于浙、闽、赣、皖四省交界的衢州龙游商帮，是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中唯一以县域命名的商帮。龙游商人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借鉴别人经验的组织，他们不像晋帮商人和徽帮商人那样，将经营商业所得的资金投向购买土地或典当、借贷等，而是直接投资手工业生产，其商业资本呈现出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。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不少龙游商人不仅积极营商，而且还直接参与商品生产，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。龙游商帮经营的行业繁多，尤其在纸业、书业等行业中占有较为重要地位。

经营书业离不开纸张。衢州府所属各县山区，竹林茂盛郁郁葱葱。竹子是造纸的优质原料，而纸是龙游商帮最重要的外销商品。该地区生产纸张的历史极为悠久，据明万历年间的《龙游县志·物产》等地方文献记载：龙游县“多烧纸，纸胜于别县”。

到了清代，龙游一地纸业更为发达，纸品有黄笺、白笺、南屏三种。其中南屏纸又有焙、晒两种，清末民初年产量约30万担。龙游商帮中的纸商大致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在龙游本地开纸行收购纸张，从事纸张买卖活动。这类纸行在龙游市镇、乡野到处都有。其中最大的纸类贸易市场或中心设在龙游县的溪口村。该村因客商集，其繁华胜于市镇，民国时期的《龙游县志·食货考》称：“其村之繁盛，乃倍于城市焉”。另一类纸商是纸业贩运商，即将龙游所产纸张贩销到龙游以外的江苏等地。这类纸商他们一般不开设店铺，只从事贩销活动。

据统计，光绪年间，龙游县共有纸店近20家，分布在溪口、驿前、湖镇和茅头等地。

龙游商人精于文化传播，是当时国内著名的书商群体。龙游乡人童珮，就是一位著名的亦儒亦贾的书商。童珮年少时家贫，随其父为书贾，往来于吴越间。商旅途中，童珮常常手持诗书，端坐于船间，日夜苦读不辍。文化营养为他的商旅生涯注入了思想活力。

龙游商帮中也有不少商人或以刻书为业，或专门开设书店经营书业、龙游望族余氏在江苏娄县开设有书肆，高薪延聘学者为其校刊。凡看到质量高者，边校刊、边买卖。史书记载，余氏所开书肆在清初因其所“刊读本四书字画无伪，远近购买”。相当于现在的文化新闻出版商。

龙游商帮的特点：亦贾亦儒，海纳百川。明清时期，龙游商帮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。他们之所以与实力雄厚的徽商、晋商等商帮平起平坐，并在竞争的商场中立于不败之地，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，除了具有开拓进取不怕艰苦的精神和善于经营管理之外，还与他们的文化素养、心理素质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
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，却有着开放的心态。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，见多识广，而且头脑清醒，心胸开阔，其特点主要表现为“亦商亦贾”的风格和“海纳百川”的肚量。儒商有别于惟利是图的普通商贩，他们有着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商业思想。因此可以说，龙游书商成为早期文化产业的开拓者。

北宋末年，金兵人关，宋高宗赵构率旧臣南渡，至临安(今杭州)建都。山东曲阜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衍圣公端友迫于形势，一路南来，赐居衢州，遂成孔氏南宗系。孔氏南宗家庙立于衢州，孔子后裔大建书院，坐馆授学，使儒学在浙江大地得以广为传播和弘扬。儒家尽管主张重农抑商，但其核心价值是仁、义、理、智、信。儒家思想与浙江本地的经商传统相结合，产生了一代又一代“儒商”。

以衢州为中心，三百公里范围内，是中国历史上滋生商人的肥沃土壤。明清时期中国的十大商帮，有一半都在此三百公里的范围内，他们分别是江西商帮、福建商帮、徽州商帮、宁绍商帮以及龙游商帮。这三百公里范围的核心位置，就是龙游商帮所处的地带，儒家血脉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烙印。他们明白，为商之道，仁信为本；商战取胜，理性至上。龙游商人经营的行业，大都亏损少、失败率低，长青树多，就是得益于儒家血脉的“现实理性”。

儒家思想，是龙游商帮的生命力所在。龙游商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，亦贾亦儒，保持着良好的节操，以人品为重，注重自身修养，有社会责任感，诚信为本，不仅事业有成，而且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。明朝高官李维桢为龙游商人李汝衡作传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
李汝衡是衢州府龙游县商人，世代经商，其父李鹤汀在江夏经商有年，汝衡从小耳闻目睹的都是商业上的事。他成年后靠长途贩销丝绸及“四方之珍异”等发家致富，几乎垄断了湖北一省的丝绸市场，拥有舟车百余辆（艘）。他经商有术，“善与时低昂”，拥资巨万，又慷慨乐施。凡人有困难向他告借的，他从不计利息之多寡，都要尽心帮助。对个别有困难的，即使贷而未还，他也从不责还。他还按时向官府缴纳赋税，从不避税。因而，日久天长，他的声誉日隆，楚地士人皆视之为知已，乐与交游。正因为他品行高尚，少有铜臭之气，堪称一代儒商，所以赢得了李维桢的青睐。

李维桢乃明末名士，《明史》、《文苑传》将他与唐寅、文征明、徐渭、王世贞、董其昌等同列。隆庆二年中进士，由庶吉士授编修、陕西右参议、提学副使、布政使、南京礼部右侍郎、南京礼部尚书，晋爵太子太保，可谓高位尊显。但他“为人平易阔达”，喜交各界朋友，门庭“宾客杂进”。在不太计较士农工商四民序列的晚明社会，李维桢在观念上淡化了官宦、儒士与商贾的地位差异，对良商善贾并不歧视。他才高文雅，史称“博闻强记”，“文章弘肆有才气，海内请求者无虚日”。在他的文集《大泌山房集》中，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人物传记。该书第四十八卷中，就有一篇专为龙游商人立传之作，题为《赠李汝衡序》。该文一气呵成，清新有气派，历数了李汝衡的家世，着重介绍了他经商的成功、才能与品德，称李汝衡是“侠而隐于贾者也”。这篇文字写得栩栩如生。正因为有了此一传记，才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留下光彩斑斓的一段人生记录，也为我们今日研究明清商人、商帮和社会思潮等留下了很好的资料。

李维桢位居高官，肯为一个商人立传，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看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他为李汝衡立传，主要是从李汝衡事业、人品出发，认为他虽为商贾，但事业有成，是儒商典范，值得表彰。这反映了晚明商人地位的明显变化，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曙光显露。

龙游商帮普遍胸襟开放，这是他们良好经商心态的反映。他们虽然出自偏僻之地，既无官府支持，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，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，自立于商帮之林。这取决于他们集思广益的思想和与时俱进的精神。

龙游商人的开放性表现在他们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，并且相处友善，吸收外地商人于已帮，从而推进了自身帮系的发展。比那些画地为牢、地方保护主义高明得多。

明清时期，有许多外籍商人来到龙游经商，有的还寓居于龙游，加入龙游商帮的行列，把各自的经商经验带入共同分享，为龙游商帮注入了新鲜血液。融入龙游商帮的外籍商人主要有徽商、赣商和闽商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间带领四个弟弟来到龙游，经营典业和田庄；还有汪文俊，于崇祯十四年来到龙游，在龙迥村经营盐业。

赣商周学锦，在康熙年间从江西抚州经商到龙游，定居在八都凤基坤；石城刘邦颢，于康熙间来到龙游西山经商，并定居于此；沙坂的康家申，也在康熙年间从会昌经商来到龙游，并且成为常住人口。在龙游寓居的闽商也不少，较为有名有上抗来的戴冯氏、黄静斋，龙岩来的池明英等，都先后经商于龙游。

清末至民国时期，龙游县籍商人渐少，客籍居多，他们大多来自浙江的遂昌、兰溪、义乌、绍兴、宁波和徽州府所属各县，以及江西、福建等省区。由此可见，龙游商帮商人群体融合了徽商、粤商、苏商、浙商、闽商和赣商等外地商帮元素。

龙游商帮的形成基于血缘地缘关系，本质上具有排他性，但他却能容纳其他商帮商人的融入，足可见其胸襟的宽阔。这就是商业文化与商业文明的发展趋势，说明他们有了市场经济意识的萌芽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曾经在家乡渭北高原小县城创办过一家个体书店。

我的书店是从别人手里转让过来的旧书店（原名三味书屋）。老街的门面虽然旧了点，地段位置倒是挺好。每一个英雄都是从儿童时代出发，每一棵大树都是从幼苗到枝繁叶茂。做了书店主人第一件事就是改了属于自己的新名号——“世纪风书社”。而且郑重其事地在门口小黑板上写了一篇世纪风宣言：“眼前这‘三味书屋’不比鲁迅先生笔下大名鼎鼎的三味书屋，旁边没有石井栏、皂荚树和紫红的桑椹；也没有腊梅和桂花树……”之所以给书店取名“世纪风书社”，和自己爱好文学的情结密不可分。据邮递员说，除了县文化馆阅览室之外，我是唯一一个自费订阅《文学报》的读者。听了这话既有一点感动，也有一种孤军奋战的余勇，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个人的战争与和平。那时候，我是北方小镇一个怀有梦想的文学青年。因为喜欢舞文弄墨的缘故，结识了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赵熙老师，他欣然命笔给我题写了“世纪风书社”的字号。

万事开头难。拿出家里所有积蓄凑了5000块钱，小心谨慎地去西安市东六路图书市场开始创业。书店像个孩子一样从无到有迎风助长，不知不觉有了一些眉目。

无论古今，书商和其他行当的经营有不同之处。不能说每一个书商都是儒商，但至少要有一点文化素养或文学情怀。毕竟书本报刊有别于普通商品，书籍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和精神气质。也许因为自己爱好文学的缘故，我的个体书店在县城十多家书店里有口皆碑，以至于树大招风引起国营书店的不满，他们带着工商所的人上门来找麻烦。当时，我正骑着摩托车给乡下幼儿园送教材的路上，怀孕在身的妻子带着惊慌与泪水迎接了一场考验，眼看着他们在书店检查、没收和处罚。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抵不过传统思想的傲慢与偏见。这是我在而立之年西出阳关走天山的风向标，也是我从一个文学青年到西部作家的长征路线图。

我所理解的儒商，就是在自己的经营理念中融入个人理想与精神追求。儒商本质上是“儒”和“商”的结合体，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，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，是儒客的楷模，商界的精英。儒商具有较高的个人修养，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，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，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，追求达则兼善天下。就像著名作家蒋子龙谈论《商界》时所说：这本刊物一般商人办不了，纯粹的文化人也办不好。也就是说，《商界》是一个商业与文化的复合体。这篇文章也是对中国古代书商和现代儒商的一次致敬！这本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商业财经杂志，以启蒙市场经济的观念和实践为己任。它“集商界经营之道，看商界丰富人生”的办刊思想，将普通人感到高深枯燥的商业财经知识大众化、通俗化，并将这些理论融入到现实社会中的人文、人生、人性的背景中，极大丰富了刊物的内容。成为很受读者欢迎的财经杂志。商业文化已成为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重要组合，那些对于商业文化抱有傲慢与偏见的做派需要摒弃。

作者简介：段遥亭，陕西白水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陕西作家协会会员，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中国民族报》《文学报》《西部》《西南军事文学》《青海湖》《延河》《草原》《诗潮》《四川文学》等百余家报刊。散文集《野马天山》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，出版作品集《有水曰白》、诗集《马背上的光阴》多部。作品被《读者》等转载，入选《中国西部散文精选》《散文百家十年精选》《长安风诗歌十人选》多种选本。